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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启泰风水老师:《反 经》正论篇(终)  

2016-10-13 10:01:51|  分类: 历史/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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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启泰风水老师:《反 经》正论篇(终) - 堪舆老师孙启泰 - 堪舆老师·孙启泰 

【原 文】

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:“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,及至周室,设两观,乘大辂,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。夫帝王之道,岂异旨哉?”对曰:“制度文、采玄黄之饰,所以明尊卑、异贵贱,而劝有德也。故春秋受命,所先制者,改正朔,易服色,所以应天也。然则宫室旌旗之制,有法而然者也。孔子曰:‘奢则不逊,俭则固。’俭非圣人之中制,故曰:奢不僭上,俭不逼下,此王道也。”

文】

汉武帝问董仲舒:“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。到了周代,设立两观,乘高大的辂车,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。帝王的朝政,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?”董仲舒回答说:“制度文采、玄黄大旗,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、贵贱,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。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,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:更改历法,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,变易服装的颜色,其目的是顺应天道。然而有关官室建造、旌旗制作的规定,是有一定之规的。孔子说:‘奢侈就不会谦逊,勤俭才会巩固。’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,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,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,这就是王道。”

 

【原 文】

纵横家者,盖出于行人之官。孔子曰:“使乎,使乎!”言当权事制宜,受命而不受辞,此其所长也。及邪人为之,则上诈谖((音)许远反)而弃其信。此纵横之弊也。

文】

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、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。孔子说:“使者啊,使者啊!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。”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,权衡处理,因为在接受使命时,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。这是纵横家的长处。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,开始崇尚欺诈,不讲信义。这是纵横家的流弊。

 

文】

荀悦曰:“世有三游,德之贼也。一曰游侠,二曰游说,三曰游行。夫立气势,作威福,结私交,以立强于世者,谓之游侠;饰辩辞,设诈谋,驰逐于天下,以要时世者,谓之游说;色取人,合时好,连党类,立虚誉,以为权利者,谓之游行。此三者,乱之所由生,伤道害德,败法惑世,先王之所慎也。

文】

一说是游行。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,作威作福,结成私党,在社会上逞强逞霸;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,能言善辩,阴险奸诈,他们驰骋天下,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;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,迎合时尚所好,连络同党,树立虚假的声势,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。这三类人,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,他们伤害国家大政,危害道德文明,败坏法律,蛊惑人心,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。

 

【原 文】

凡三游之作,生于季世,周秦之末尤甚焉。上不明,下无正;制度不立,纲纪弛废;以毁誉为荣辱,不核其真;以爱憎为利害,不论其实;言论者,计厚薄而吐辞;选举者,度亲疏而下笔。然则利不可以义求,害不可以道避。是以君子犯礼,小人犯法,饰华废实,竞取时利,薄骨肉之恩,笃僚友之厚,忘修身之道,而求众人之誉,苞苴盈于门庭,聘问盈于道路,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。

文】

‘三游’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,周、秦二代末年,‘三游’特别盛行。在上的君主不贤明,在下的大臣不正道;制度不建全,政策法令松弛荒废;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,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;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,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;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;选择画圈的时候,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。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,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,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,小人触犯刑法,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,竟相谋取私利,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。相反,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,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,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。有权势的人家,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,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、咨询——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,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、道德被破坏。

 

【原 文】

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,久要不忘平生之言,见危受命,以救时难,而济同类,以正行之者,谓之武义。其失之甚者,至于为盗贼矣。游说之本,生于是非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。出疆,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国家,则专对解结之,辞之绎矣,民之莫矣。以正行之者,谓之辩智。其失之甚者,至于诈矣。游行之本,生于道德仁义,泛爱容众,以文会友,和而不同,进德及时,以立功业于世。以正行之者,谓之君子。其失之甚者,至于因事害私,为奸宄矣。甚相殊远,岂不哀哉?故大道之行,则三游废矣。

【译 文】

“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,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,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,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,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,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。游侠如果能行正道,就可以称之为义侠;如果走上邪路,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。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,出使四方各国,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,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。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,可以达到安定、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。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,以达到相互谅解,消除人民的困惑。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,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;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,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。最初,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,实践泛爱思想,广交天下朋友。以文会友,相互宽容,求同存异,以便加强自身修养,顺应时代的要求,为国为民建功立业。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,那就是正人君子;一旦走上了邪路,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,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。一正一邪,相差如此之大,这不是很可悲的吗?所以说,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,‘三游’就会自然被淘汰。”

 

【原 文】

杂家者,盖出于议官,兼儒墨,合名法,知国体之有此,见王理之无不贯,此其所长也。及荡者为之,则漫羡而无所归心,此杂家之弊也。

文】

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。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,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。他们明白治理国家,实现太平盛世,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。这是杂家的长处。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,就恣意放纵,务求广博,没有中心,使人抓不住要害。这是杂家的流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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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】

农家者,盖出于农稷之官,播百谷,劝耕桑,以足衣食。孔子曰:“所重人食。”此其所长也。及鄙者为之,则欲君臣之并耕,悖于上下之序,农家之弊也。

文】

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。他们种植农作物,鼓励耕种和养蚕,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。孔子说:“最为重要的是:人民和粮食。”这是农家的长处。后来见识浅薄的人,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,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。这是农家的流弊。

 

【原 文】

班固曰:“司马迁《史记》,其是非颇谬于圣人。论大道,则先黄老,而后六经;序游侠,则退处士,而进奸雄;述货殖,则崇利势,而羞贫贱。此其所弊也。然其善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世谓之实录。”

文】

班固说:“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评论是非,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。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,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,其次才是六经;讲述游侠的事迹,则贬低隐士,抬高奸雄;叙述财政经济,则尊崇财富的权势,以贫贱为羞耻。这些都是《史记》的不足之处。但《史记》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,明辨而不华美,质朴而不俗气,他秉笔直书,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,不做虚假的赞美,不掩饰丑恶的东西,所以后世称赞《史记》为真实的历史记录。”

 

【原 文】

文子曰:“圣人之从事也,所由异路而同归。秦楚燕魏之歌,异转而皆乐;九夷八狄之哭,异声而皆哀。夫歌者,乐之征也;哭者,哀之效也。愔愔于中而应于外,故在所以感之矣。”

文】

文子说:“圣人做事,殊途同归。秦楚燕魏的歌曲,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;各少数民族的哭声,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。因此说,歌声是快乐的表现;哭泣是悲伤的结果。内心和悦闲适,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,凡有流露,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。”

 

【原 文】

论曰:范晔称:“百家之言政者,尚矣!大略归乎宁固根柢,革易时弊也。而遭运无恒,意见偏杂,故是非之论,纷然相乖。”

文】

范晔说:“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,是很高尚的啊!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,革除弊端,顺应时代的变化。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,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,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,都会议论纷纷,互相矛盾。”

 

【原 文】

尝试论之:夫世非胥庭,人乖鷇饮,理迹万肇,情故萌生。虽周物之智,不能研其权变;山川之奥,未足况其纡险;则应俗适事,难以常条。何以言之?若夫玄圣御代,则大同极轨,施舍之道,宜无殊典。而损益异运,文朴递行,用明居晦,回穴于曩时,兴戈陈俎,参差于上世。及至戴黄屋,服絺衣,丰薄不齐,而致治则一。亦有宥公族,黥国仇,宽躁已隔,而防非必同。此其分波而共源,百虑而一致者也。若乃偏情矫用,则枉直必过。故葛屦履霜,弊由崇俭;楚楚衣裳,戒在穷奢。疏禁厚下,以尾大陵弱;敛威峻法,以苛薄分崩。斯曹魏之刺,所以明乎国风;周秦末轨,所以彰于微灭。故用舍之端,兴败资焉。

文】

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: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、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、鼓服而游的时代了,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。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,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。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,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;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,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。那么,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,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?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,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,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,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。然而法规、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,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,或者是发扬光明,或者是保守传统,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。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,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。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,摆出皇帝的仪仗,穿上天子的服装,虽然厚薄华美不同,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。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,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,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,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,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。这就是说,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,形式虽然相异,本质却是相同的;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,但目标却是一致的。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,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。比方说吧,穿着凉鞋过冬,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;天天都要衣冠楚楚,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;禁令不严,对下属过于宽容,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、欺凌弱小的情况;权力过于集中,刑法过于严酷,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。在曹魏时期,文人写诗撰文,极尽讥刺之能事,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;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,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。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,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!

 

文】

是以繁简唯时,宽猛相济,刑书镌鼎,事有可详,三章在令,取贵能约。大叔致猛政之衰,国子流遗爱之涕。宣孟改冬日之和,平阳修画一之法。斯实驰张之宏致,庶可以征其统乎?

文】

由此看来,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,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,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。刑书铸刻在鼎上,固然详细,然而约法三章,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。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,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。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,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,却一仍其旧,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。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,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?

 

【原 文】

数子之言,当世失得,皆悉究矣。然多谬通方之训,好中一隅之说。贵清净者,以席上为腐议;束名实者,以柱下为诞辞。或推前王之风,可行于当年,有引救弊之规,宜流于长世。稽之笃论,将为弊矣。由此言之,故知有法无法,因时为业,时止则止,时行则行,动不失其时,其道光明。非至精者,孰能通于变哉?

文】

诸子百家的学说,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,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。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,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。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,视懦家学说为迂腐;拘泥名实的名家,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;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,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;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,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。其实如果认真考究,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。由此可见,有法与无法,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,时代结束了,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;时代向前发展了,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。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,前途必然光明。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,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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